从27岁开始，单身女性A小姐就开始考虑冻卵。在国内多次遭遇障碍后，她将目光转向海外。如今她34岁，在美国首次冷冻了12颗卵子。但在疫情期间，由于失联问题，她又利用前往韩国读博的机会，再次选择了冻卵。

A小姐的选择并非个例。十年前，明星徐静蕾冻卵还是一件新鲜事，而如今，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婚姻观念和生育观念的变化，冻卵已经成为许多中国单身女性的实际需求。她们不希望受到婚姻的束缚，但又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希望能够自由地掌控生育的时机，无论是为了学业还是事业的发展。

然而，目前国内的相关法规却将大多数单身女性排除在辅助生殖技术的门外。因此，许多人只能选择高价、海外的冻卵服务。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建议适度放开未婚女性进行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

他认为，辅助生殖技术的相关规定需要与时俱进，考虑到当前鼓励生育的政策背景，可能需要适当修订相关法规，以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

单身女性希望能够在决定是否冻卵上拥有自主权，这一期待一直存在，她们渴望有能力根据自己的生活节奏和个人选择来管理自己的生育能力。

1、碰壁

从27岁开始，单身女性A小姐就开始考虑冻卵。她对生育有着特殊的恐惧，这种情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她母亲的经历。

A小姐的母亲是一名医生，在生育之前活跃于学校和医院的各类活动，但在23岁生下A小姐后，她的身体长时间无法完全康复，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

此外，妈妈在生育后痛经加重，甚至影响了正常行走，她肚子上的妊娠纹和剖腹产手术的刀痕，也深深地提醒了A小姐，生育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情。

成年后，A小姐对婚姻和生育有了全新的认识。在一次聚会上，一个男生因妻子被诊断出多囊卵巢综合症而愤怒，认为自己被欺骗：“她是在骗婚”，并得到了其他男生的附和。

他们认为，婚姻就意味着女性必须为他们生孩子，这种观念使A小姐深感震惊。后来，这对夫妻通过试管技术生下双胞胎，但即便如此，他们最终还是离婚了。

男生始终认为妻子是在欺骗他：“她已经实现了我的生育期待，但我却要付出额外的代价。”

这样的经历让A小姐更加坚定了丁克的决定，并决定在35岁后再讨论是否要孩子的问题。在此之前，她决定冻卵以作为保险。

然而，国内的相关法规对单身女性进行冻卵设置了严格的限制。尽管吉林省人大常委会曾出台规定，允许未婚女性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生育，但在实际操作中，情况并不乐观。

2016年，27岁的A小姐曾多次向山东某生殖医院咨询冻卵事宜，但遭遇了医学原因外，单身女性无法进行冻卵的局面。

由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的规定，辅助生殖技术必须在医疗机构内进行，且仅限于有医学需求的情况。因此，A小姐及其他健康的单身女性无法获得冻卵服务，这种情况使她感到非常失望。

“我知道国内的政策迟早会放宽，但那时我的年龄可能已经大了。我希望在30岁之前，能够保存自己年轻健康的卵子。” A小姐如是说。

2、赴海外冻卵

2018年，29岁的A小姐决定不再等待。在她的邻居和熟人纷纷去美国冻卵或代孕的消息传来时，她也被激发了兴趣。虽然她曾经在国内遇到过冻卵难题，但母亲一直希望她能有自己的孩子，最终支持了她这趟花费十几万的美国冻卵之旅。此后，每年A小姐只需支付4000元的保管费给冻卵机构。

在美国冻卵期间，她一边旅游，一边给自己注射促排卵针。这些针剂如同头发丝般细长，稍有疼痛感，但程度只相当于“挤痘痘时的十分之一”。距离取卵日还有三天时，她感到身体浮肿和疲惫，同时也有些焦虑，担心取卵不成功。然而，手术过程非常顺利，她在打麻醉针后很快入睡。十几分钟后，手术完成，她睡得最沉的一觉，收获了12颗健康的备用卵子。

取卵后，她如释重负，专心投入学习和工作。

A小姐的经历并非个例。在中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婚姻观念的变化，单身女性对冻卵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些女性通常具备性别平等意识，对自己未来有清晰的规划和思考，坚决捍卫自身权利，包括生理时间的掌控。一位在冻卵行业工作的女士粗略估计，每年通过机构前往国外冻卵的单身女性约有两三千人，这些女性大多在30多岁，未婚且经济条件较好。

研究显示，女性一生中通常只能排出约400多颗卵子，其排卵期大约只有30年。女性的生育能力在25岁至35岁之间达到高峰，之后迅速下降，到了40岁，生育能力下降速度更是急剧加快，甚至可能缩短到半年或更短的周期。

在女性生命的不同阶段，时间往往对她们施加更为严格的要求。女性常常受到外界和身体自身的提醒，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性，特别是在生育问题上。

另一位从事辅助生殖行业的女性观察到，她的冻卵客户中，大多数年龄偏大，主要集中在35岁到40岁之间，通常是在最后时刻才选择冻卵。这些女性有些选择不婚，但她们也认为通过冻卵，能够消除生育方面的后顾之忧。“如果冻卵了，我觉得人生就没有任何限制了。唯一能限制女性的，只有生育，只有不可逆的卵巢功能。其他的，还有什么能限制我？我真的想不到。”

跟A小姐一样，王悠悠也是29岁那年冻卵。她一路顺遂，毕业进入外企，27岁升经理，29岁做到高级经理。她以前对30岁抱有非常圆满的想象，认为家庭和事业都会有所成就，但30岁来了，自己的人生还在奋斗的路上。

她并不十分追求进入一个美满的婚姻，但笃定要有自己的小孩。爸妈一直催王悠悠找男朋友，让她“工作不要太拼，赶紧去恋爱”，但她清晰知道，自己绝对要把握好事业，不能因为任何事情做退让，尤其不能让另一个人完全改变自己的人生。她决定用冻卵去延迟自己的生育年龄，这样她未来不用仓促决定任何事情。

她当时在广州工作，咨询了一个在香港的朋友，趁着周末去香港冻卵，一共花了12万港币。整个冻卵过程，王悠悠一直都很平静，唯一称得上有波动的时刻，是最后促排卵泡的时候，卵泡全部长大了，肚子也变大了，她做b超，医生给她看屏幕，里面有一颗颗的小球，她突然就被触动了。她想，那可能就是她未来的小孩，她要对自己的人生和小孩的人生负责了，那趋近于当妈妈的感觉。

31岁，王悠悠开始创业，她觉得自己拥有更多的自由，不需要一边创业，一边担心自己的卵巢是否等得急。这给她一种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她不能接受被动的处境，没钱，依靠别人。在她看来，妈妈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过度依赖男性，曾一度过上富太太的生活，但后来丈夫生意失败，一蹶不振，妈妈变成负债、养家、祥林嫂一样抱怨的人。

“你回想她的人生，这个男人给她带来了什么？除了带了一个孩子什么也没带来。”



3、出路何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石佳友教授指出，目前国内单身女性冻卵面临最大的法律障碍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这个文件虽然并非法律文件，仅为技术规范，但在实践中，医院却被迫遵守，否则将面临卫健委的严厉处罚。”他强调这些规范制定已有20多年，与今日中国的社会、医学及人口政策环境明显不符，因此法院继续奉行旧有的技术规范显然不合时宜。

石教授指出，许多单身女性选择赴海外冻卵，证明国内的禁令实际上并不奏效。“这应促使我们反思，这样的禁令是否合理，是否真的有必要？将她们推向海外并不能保障国民的合法权益。”

“我认为应当全面开放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给单身女性使用。四川生育登记改革已经承认单身女性的自然生育权利，为何辅助生殖技术不能同等对待呢？自然生育与辅助生殖只是不同的生育方式，而近年来法院对于丧偶单身女性在生育权利上的开放，更显示了这种顽固和封闭是毫无道理的。”他从法律角度认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以限制单身女性的生育选择。

石教授强调，许多人担心单身女性冻卵会引发伦理问题，例如单亲家庭增多、高龄产妇的健康问题等。“对于高净值群体，不应担心她们会因一时冲动而无法为孩子提供良好条件。这种父爱主义思想只会剥夺她们的权利。更多人担心这会导致更多人不结婚，或男性找不到配偶，这种逻辑是荒谬的，是典型的男权话语。”

“应当将生育决策权真正交给女性自己。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评判者，为她们剥夺选择权是不尊重、不信任的表现。”

石教授呼吁废除不合时宜的法律规范，建立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创造友好的生育社会环境。他多次呼吁启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的立法进程，并希望针对徐枣枣的单身冻卵案件能作出正确的司法判决。“需要在司法上撤销一审判决，同时在立法和行政层面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个部门协调合作，不能仅靠个别突破打破僵局。”

A小姐依旧未能在国内冻卵成功。2022年，她决定前往韩国攻读博士学位，并再次选择在那里冻卵。她仔细考虑后发现，韩国离家近，医院设施完备，卵子的安全性也得到更好的保障。医院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并提供了一张类似银行卡的卵子储存卡，使她比起在美国冻卵时感到更加安心。这次冻卵的费用也相对较低，只需3.5万元，并且前五年的储存费用还能免费。

关于这件事，A小姐并未告知她的丈夫，仍旧以单身身份进行这项决定。“我觉得这是我的身体、我的事情，尽管我们已结婚，但并不意味着他拥有我的所有生育能力。”

冻卵为A小姐带来了安全感，她认为卵子并非必须用于目前的伴侣，她有权利与任何人生育，即使在年岁渐长后，她仍可选择离婚并重新婚姻。现在作为一年级博士生，与她同龄的女生对于生育问题感到非常焦虑，她的朋友们对于自己的人生设定了严格的时间表，必须在今年下半年结婚并生育。

时间的流逝使得A小姐感受到更大的宽容，她不再焦虑于生育问题，也不再因为生物钟的催促而不断赶着“截止日期”生活。